???-??-???:???????�??????????吴敬琏：千点托市不应该 补偿流通股股东不公正
2005年07月29日09:41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金陵晚报记者 黄燕 上海报道
吴敬琏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在理论和实践上为推动当代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重大开拓性贡献。前日，异常繁忙的吴敬琏在课堂里接受了记者的独家专访。专访中，虽然吴敬琏教授已74岁高龄，但谈到中国股市眼下正面临的困境、种种困难，吴敬琏语气温和却十分坚决。
关于“严顾之战”、独董“独立运动”
记者：7月12日起，上海著名律师严义明征集投票权，召开股东大会，罢免三位独立董事以及顾雏军等三位董事，并自荐担任独董，吹响了中国独立董事“独立运动”的冲锋号，您对此怎么看？
吴敬琏：关于此事，我已经表达过了我一些看法。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发达国家都进行了类似的独立董事“独立运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制度还存在缺陷，要想让独立董事真正发挥独立作用，必须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来完善这一制度。严义明律师征集科龙股东投票权，并竞选独立董事的竞选一事，希望最终结果能够有利于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促进独立董事制度的改善，希望该案例能够引发大家对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缺陷的思考，促进包括监管部门、上市公司在内的各方尽快着手，采取推动制度建设的相关配套措施。此外，还需从三个方面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第一，明确独立董事的权利，加大独立董事在相关领域的主导权。如在独立董事提名方面，目前独立董事提名大多受上市公司大股东左右，可考虑将独立董事的提名权转交给提名委员会，而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比例要高于1／2。第二，完善法律配套环境，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包括独立董事在内的公司董事，不能履行勤勉尽职的要求和诚信义务，则其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独立董事的人选可以考虑引入市场化机制。上市公司可以考虑通过专业的咨询公司、猎头公司，物色专门的独立董事人选。这样可以避免大股东任人唯亲。
再次逼进千点，中国股市怎么办
记者：中国A股市场从2001年6月起开始了整整4年的大熊市，这两天又再次逼近千点，您对中国股市还有什么寄语？
吴敬琏（温和地笑了起来）：中国股市逼近千点真的是没什么意义的事情。解铃还须系铃人，根本的问题在于中国股市定位的问题，制度安排有问题，一定要把制度改过来，定位明确了，股市是干什么的；如果制度问题不解决，定位不明确，就是想到股市一千点了，人为往上抬，是不行的！
关于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
记者：7月20日，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试点上市公司最后一家中孚实业股改方案的出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第二批股权分置改革进入了收官阶段。作为股权分置改革全面推进前的最后一批试点，这42家公司改革中所传递出的信息，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吴教授您怎么看股权分置改革？
吴敬琏：股权分置改革我是2002年提出来的。但我觉得没有办法发表更新的意见。因为那个时候各方也许比较容易达成一致，各方面的利益都可能得到照顾，又经过了这么多年了，这个事情怎么弄法呀？我确实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记者：第一批股权分置改革的4家上市公司中，有3家通过了方案，一家未能通过，最终有两家得以复牌交易，您觉得这两家成功股改的上市公司，对后面有借鉴意义吗？
吴敬琏：这两家公司的股改成功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意义。现在似乎有一些人对流通股东进行鼓动，要求更大的补偿。
记者：现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都要求得到非流通股东给予更大的补偿，您觉得这样的现象正常吗？
吴敬琏：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东了。流通股东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当然他们可要求更多的补偿。但这样的结果对于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东，是不是公正的。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偿。因为从2001年到现在，这个股权已经变化这么多了，谁受了损失，你补偿给谁？按照什么标准补偿啊？现在这个是权利不对等的。现在方案通不通过权力完全在流通股手里，这是证监会交给他们的权力。
记者：您觉得证监会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通过与否权力交给流通股东，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吴敬琏：权利要平等、对等。为什么流通股东的权力要大于非流通股东呢？
最早上市的国有企业的非流通股溢价很高，对于当时买了流通股的人确实有很大的损害，那为什么在股权分置改革的方案谈判中间，权力却在一方呢？我认为现在股权分置改革真的没办法去算得清什么方式进行补偿是完全合理的。
记者：既然您现在认为没办法，那么您2002年提出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思路是否能放在现在呢？
吴敬琏：在2002年时，我说大家都让一点，只要大家向前看，共同来解决股权分置改革。但现在不是大家让一点的情况，现在是“一面倒”的情况，在“一面倒”的情况下，恐怕解决起来就麻烦得多。因为现在从非流通股这边基本没有人说话，情况就很复杂。
记者：但非流通股东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表达自己的观点，比如在推出股改方案时，要求100％非流通股东同意这个方案，才能推出方案，最终非流通股东也要参与股改方案的投票。
吴敬琏：但非流通股东最终是谁呢，是全体人民。
可是代表非流通股东提出意见、投票的，还是经理人，那可不是这位老板或经理的钱呀，可是对全体老百姓来讲，这可是我们自己的钱呀。
关于各种对吴敬琏的非议
记者：从2001年开始，中国股市一直大熊市，您多次指出中国股市投机气氛浓厚等观点，导致很多股民对您还是有很多看法的，您对此怎么认为？
吴敬琏：对！是的。不过，我没有什么多想的，作为一个学者，我只是根据我的理解发表我的意见，以后中国股市还有问题，我要是看清楚了，我还是会说。而且，我需要知道，这个网上骂得狗血淋头的，他们是不是真的代表小股民的意见？有些人号称“大学校长”一会儿变成“经济学教授”，但我也看到有人说，他哪是“校长”、“教授”，其实自己就是庄家。最后，有些疲惫的吴敬琏谈到了一些中国股市的原则性问题。吴敬琏：对中国股市的看法在学术界大家其实还是有一些共识的。你首先必须对股市的原则性问题弄清楚。有人说，中国股市是为国企服务的，我从来不认为这是正确的。那么现在还有声音说，中国股市现在搞成这样，就是因为你们这几个学者说“中国股市方向错了！”所以，群众就失去了信心，那么现在就要讨论“中国股市是被一些人说坏了呢，还是本来就坏了呢”。
记者手记
戴着耳麦上课的吴敬琏
因为采访对象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记者从踏上火车的那一刻就有些忐忑不安。直到数小时之后，与吴敬琏教授相遇在课堂上，才觉得他与我们上大学时的那些循循善诱的老教授并无太大区别，甚至还要更和蔼一些。吴敬琏头发花白，但背挺得很直，好像一个中年人长了老年人的长相。由于要连续上两个班的课程，吴敬琏在几个小时的课堂里一直坐在椅子上，他不时会倚在椅子上，状态很放松。与别的教授不同，吴敬琏还戴着一个耳麦，所以他讲话声音不大，但教室里听得非常清楚。上课过程，吴敬琏语速较慢，语调十分亲切，讲课过程有学生会临时提问，但吴敬琏都会停下来细细回答。讲课中，吴敬琏讲到计划经济时，说了个笑话，说一些企业在制定各项计划时，“头戴三尺帽、不怕砍一刀！”课堂里，发出一阵会心的笑声。吴敬琏总是会不时用十分平静慈祥的眼神，扫视着教室的每个学生，似乎在鼓励着每一位学生。课余时，也有学生过来与吴敬琏讨论问题，他十分耐心回答着。当全部课程结束后，吴敬琏如约接受记者采访，他一直在喝水，上了很长时间课都没有来得及喝水。记者每问一个问题，他总会凑近一些仔细地听着，认真思索。吴敬琏与记者谈到开心处，也会淡淡笑起来。吴敬琏老家是南京，曾在金陵大学读书，这让记者更有亲切感。告别时，吴敬琏与助手在校园的长廊里，不时用英文回应和他打招呼的外国学生、教师。虽然，顶着中国当代最著名经济学家的盛名，站在中国经济改革大潮的风口浪尖上，吴敬琏离开的背影却像极了校园里某一位普通老教授。
来源：金陵晚报 （责任编辑：侯立明）
Friday, July 29, 2005
Monday, July 25,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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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会计准则：大一统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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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29日 12:02 和讯网－《财经》杂志
应该加快中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进程，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命运
——专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大卫泰迪
□ 本刊记者 张宇星
本刊实习研究员 安耐林 /文
6月7日，首次在北京举行的巨头云集的“国际货币会议”最后一天，大会专门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下称IASB)主席大卫泰迪留出时间，聆听其关于国际会计准则统一标准化对重塑全球金融行业的演讲。听众是清一色的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跨国金融机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国际货币会议主席麦克法兰对此解释道：“会计是一切资本游戏的起点。”
泰迪领导的IASB正在国际会计行业中发动一场深刻变革。IASB新修订和新发出的准则，几乎都将于今年开始的会计年度生效；欧盟已要求所有在欧盟上市的公司，都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报表，包括香港在内的95个国家和地区都宣称以不同方式采纳国际会计准则，或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
会计准则贵在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但一字一句的变动，都意味着显著的利益重新分配。因此，当前国际上最重要的两套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者——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下称FASB)的融合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都试图最大程度地控制国际通用会计准则制定的决策权。
泰迪参加完国际货币会议后，即准备与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讨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化标准接轨的问题。行前，他接受了《财经》的独家专访。
大卫泰迪曾长时间代表英国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原为毕马威会计公司技术合伙人，并在家乡苏格兰担任会计学教授。2001年l月25日，当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宣布成立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IASB之际，泰迪被任命为首任理事会主席。
趋向“大一统”
“统一而明了的准则将减少应用上的差异和成本，抑制人为操纵报表的空间。”大卫泰迪如是评价当前会计准则的统一趋势。
目前，FASB和IASB各自的会计准则体系正在迅速趋同，最终目标就是融为一体。采访前从华盛顿出发的大卫泰迪对《财经》总结了目前的最新的进展情况：“目前主要在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合资企业的会计是否需要合并报告，取决于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的控制程度。但如何量化控制的程度，IASB与FASB存在差距——前者评判的标准是拥有该公司一半的股票，但FASB说，哪怕拥有少于一半的股票或者不拥有股票，也能实质控制一个公司。
第二是关于借贷成本的费用问题，是应该在建立资产时开销掉这些费用，还是将它们资本化？美国的做法是资本化，IASB必须在此作出选择。
第三是关于分部报告，公司根据他们向CEO报告的同样形式向市场发布。IASB要求他们根据行业和地域来建立报告层次，但如果这不符合他们管理公司的方式，也应允许其保持原有方式，以便市场看到公司原貌。
第四是关于政府馈赠，目前存在两套非常老的准则，必须要决定废除其中之一，或者放弃两者而代之以一套新的准则。
“此外，关于保险公司的会计准则非常差，亟须改善，还有收入的确认问题等等。”他说。
大卫泰迪称，在国际会计准则的设置、修改和制定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有很多利益集团被卷入会计标准的制定和改革中。”他说，IASB被美国总统布什批评过，也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批评过——当然他们也互相指责。银行家和保险公司也是批评者之一，他们拒绝接受部分准则而要求裁掉一些内容。“争论没有关系，但欧洲必须取舍的是，如果拒绝部分准则，就不能声称他们的会计报告是符合IASB国际准则的。”
最近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布什总统不同意对股票期权作为费用开销掉的做法，但格林斯潘参加进来并支持我们，这成为近来美国一个很大的财政政策话题。”泰迪说。
股票期权是事前设定未来购股价格的一种权利。在近期的企业丑闻中，许多批评人士指责股票期权诱使高管人员通过各种手段让股价膨胀，虚增公司业绩。损益表中缺少与股票关联的薪酬开支，已导致投资者对企业经济活动失真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严重关注。
IASB最近签发了一份规定草案，要求企业遵循在自己的财务报表中反映股票期权开支的国际会计标准。大卫泰迪就此专门发表声明说，过去一般授予员工股票期权的交易，并未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获得承认，结果导致企业开支实际被打折扣，利润则被夸张，有潜在的误导效果。
解决“中国谜题”
大卫泰迪向《财经》介绍，IASB当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接纳和应用，至今已经有95个国家和地区决定使用或者趋同于IASB的准则，其中欧盟、澳大利亚于2005年开始实行，拉丁美洲、印度、巴基斯坦和日本也开启加入的进程；二是帮助那些还没有使用IASB规则的国家，包括中国，汇入这一国际潮流。
事实上，国际上的公司欺诈和相关联的会计丑闻，完全可以找到“中国版本”——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很多由于不规范会计手法操纵报表，导致信息不透明和利益冲突，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未能完全履行其职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听任管理层摆布，管理层则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外部审计师根本无法独立客观执业，内部审计工作的价值尚未得到管理层的充分认识与重视等等，不一而足。
IASB如何能够帮助中国克服这些问题？
在大卫泰迪看来，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会计标准。坏的标准必然产生坏的报告科目，然后导致坏的投资决策。这损害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而可能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因为宝贵的资本被投资到了坏的公司。
第二是必须有好的公司治理，在公司内部能够有一套系统来防止欺诈和丑闻的发生，这正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目的所在。
第三是必须有强硬的审计师监督公司的治理者，保证会计科目被正确执行。应该给予审计委员会更大的任命审计师的权力，而且审计委员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执行董事和管理层，否则将形同虚设。
第四是政府的加强监管，要加重对不轨行为的处罚，让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被惩罚的后果将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所有的四个部分缺一不可，IASB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标准如果错了，就不可能有好的会计报告结果。”大卫泰迪说。
“对于这场国际会计准则改革，中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是否希望成为国际会计俱乐部的一分子？我相信，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中国采用国际标准是值得的。”他认为，虽然中国已经吸引了很多外国投资，但由于很多会计规则与国际标准不匹配，投资者要求的回报中，其实加入了相应的风险升水，这等于增加了中国的资本使用成本。
大卫泰迪对《财经》表示，IASB非常珍视中国的参与。“有一些情况对于IASB是‘谜题’(puzzles)：例如我们没有经常发生公司被国家出售的情况，这涉及到公平价格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这一课题。”
另一个引起泰迪极大兴趣的课题是，中国在不同市场上市的公司存在着同股不同价的情况，究竟哪种价格更合理？“我给财政部长的建议是，可以将中国的准则与IASB进行对比，由中国决定是否改变适用准则——如果能够说服我们，IASB也可以改变国际准则。有时你会说中国有特殊情况，但常常当我们讨论后会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与已经在法国、德国或美国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一样。”
中国公司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会计准则尚未有与IASB完全融合的迹象，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的改变，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命运。
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于2004年通过了与IASB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IAS)兼容的第39款，这将直接影响到即将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
首先，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应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的做法，将会影响到企业和银行的损益资本金、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和损失拨备；其次，如果资产出售方仍然保留资产的收益应以某种方式完全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面，就会影响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方式，交易的经济实质而非形式决定会计处理方式，影响了所有企业的拨备水平和损益表，企业将会发生大量的、非管理性的波动。
此外，银行除了要提供传统的财务信息，还要提供大量的风险管理的信息，比如反映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利润风险管理、汇率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将促使银行重新审视并加强各项风险管理工作，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与之相比，IAS24(关联方披露)的规定更加束缚了中国企业的手脚。该项规定取消了豁免披露不受国家控制的企业间的关联方交易的规定，这对中国大量的国有控股企业都将造成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间的交易往往并不具备关联交易特征，另一方面，此披露要求大大增加了搜集相关信息的成本。大卫泰迪承认，亚洲普遍存在不同于欧美企业的大量的关联交易，因此IASB也进行了一定的缓冲安排。首先，开展了一个中小企业的项目，目的是对于在中国和海外上市的公司和不在市场挂牌的公司区别对待，前者要求符合全套会计准则，而后者可免除不必要的要求；其次，制定一套包含主要原则的“精华版”准则体系，与“大而全准则体系”对应，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选择“精华版”准则，但必须完全公开，这样可减少企业应用和监管成本，提高可行性。
国际会计准则的风云变幻，正在对中国会计业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大卫泰迪说：“我确信中国需要更多真正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师，这关系到许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欧洲与美国在飞机制造和补贴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计师就会无处不在，因为必须有人解读那些数字。”
他的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根据统计资料，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反倾销指控中，因败诉已经损失约96.6亿美元，其中缺少熟悉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师，是一个重要原因。
http://finance.sina.com.cn/j/20050629/12021737820.shtml
国际会计准则：大一统时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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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6月29日 12:02 和讯网－《财经》杂志
应该加快中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接轨进程，因为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的改变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命运
——专访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主席大卫泰迪
□ 本刊记者 张宇星
本刊实习研究员 安耐林 /文
6月7日，首次在北京举行的巨头云集的“国际货币会议”最后一天，大会专门为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下称IASB)主席大卫泰迪留出时间，聆听其关于国际会计准则统一标准化对重塑全球金融行业的演讲。听众是清一色的各国中央银行行长、跨国金融机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
国际货币会议主席麦克法兰对此解释道：“会计是一切资本游戏的起点。”
泰迪领导的IASB正在国际会计行业中发动一场深刻变革。IASB新修订和新发出的准则，几乎都将于今年开始的会计年度生效；欧盟已要求所有在欧盟上市的公司，都按照国际会计准则编制合并报表，包括香港在内的95个国家和地区都宣称以不同方式采纳国际会计准则，或与国际会计准则全面接轨。
会计准则贵在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但一字一句的变动，都意味着显著的利益重新分配。因此，当前国际上最重要的两套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者——IASB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下称FASB)的融合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都试图最大程度地控制国际通用会计准则制定的决策权。
泰迪参加完国际货币会议后，即准备与中国财政部长金人庆讨论中国会计准则与国际化标准接轨的问题。行前，他接受了《财经》的独家专访。
大卫泰迪曾长时间代表英国参与国际会计准则制定工作，原为毕马威会计公司技术合伙人，并在家乡苏格兰担任会计学教授。2001年l月25日，当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宣布成立国际会计准则制定机构——IASB之际，泰迪被任命为首任理事会主席。
趋向“大一统”
“统一而明了的准则将减少应用上的差异和成本，抑制人为操纵报表的空间。”大卫泰迪如是评价当前会计准则的统一趋势。
目前，FASB和IASB各自的会计准则体系正在迅速趋同，最终目标就是融为一体。采访前从华盛顿出发的大卫泰迪对《财经》总结了目前的最新的进展情况：“目前主要在讨论四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合资企业的会计是否需要合并报告，取决于一个公司对另一个公司的控制程度。但如何量化控制的程度，IASB与FASB存在差距——前者评判的标准是拥有该公司一半的股票，但FASB说，哪怕拥有少于一半的股票或者不拥有股票，也能实质控制一个公司。
第二是关于借贷成本的费用问题，是应该在建立资产时开销掉这些费用，还是将它们资本化？美国的做法是资本化，IASB必须在此作出选择。
第三是关于分部报告，公司根据他们向CEO报告的同样形式向市场发布。IASB要求他们根据行业和地域来建立报告层次，但如果这不符合他们管理公司的方式，也应允许其保持原有方式，以便市场看到公司原貌。
第四是关于政府馈赠，目前存在两套非常老的准则，必须要决定废除其中之一，或者放弃两者而代之以一套新的准则。
“此外，关于保险公司的会计准则非常差，亟须改善，还有收入的确认问题等等。”他说。
大卫泰迪称，在国际会计准则的设置、修改和制定中，遇到了许多困难。“有很多利益集团被卷入会计标准的制定和改革中。”他说，IASB被美国总统布什批评过，也被法国总统希拉克批评过——当然他们也互相指责。银行家和保险公司也是批评者之一，他们拒绝接受部分准则而要求裁掉一些内容。“争论没有关系，但欧洲必须取舍的是，如果拒绝部分准则，就不能声称他们的会计报告是符合IASB国际准则的。”
最近一个典型案例是关于股票期权的会计处理。“布什总统不同意对股票期权作为费用开销掉的做法，但格林斯潘参加进来并支持我们，这成为近来美国一个很大的财政政策话题。”泰迪说。
股票期权是事前设定未来购股价格的一种权利。在近期的企业丑闻中，许多批评人士指责股票期权诱使高管人员通过各种手段让股价膨胀，虚增公司业绩。损益表中缺少与股票关联的薪酬开支，已导致投资者对企业经济活动失真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严重关注。
IASB最近签发了一份规定草案，要求企业遵循在自己的财务报表中反映股票期权开支的国际会计标准。大卫泰迪就此专门发表声明说，过去一般授予员工股票期权的交易，并未在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获得承认，结果导致企业开支实际被打折扣，利润则被夸张，有潜在的误导效果。
解决“中国谜题”
大卫泰迪向《财经》介绍，IASB当前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推广国际会计准则的接纳和应用，至今已经有95个国家和地区决定使用或者趋同于IASB的准则，其中欧盟、澳大利亚于2005年开始实行，拉丁美洲、印度、巴基斯坦和日本也开启加入的进程；二是帮助那些还没有使用IASB规则的国家，包括中国，汇入这一国际潮流。
事实上，国际上的公司欺诈和相关联的会计丑闻，完全可以找到“中国版本”——在中国上市公司中，有很多由于不规范会计手法操纵报表，导致信息不透明和利益冲突，包括董事会、管理层、外部审计和内部审计未能完全履行其职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听任管理层摆布，管理层则由少数人或一个人说了算；外部审计师根本无法独立客观执业，内部审计工作的价值尚未得到管理层的充分认识与重视等等，不一而足。
IASB如何能够帮助中国克服这些问题？
在大卫泰迪看来，首先，必须有一个好的会计标准。坏的标准必然产生坏的报告科目，然后导致坏的投资决策。这损害的将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经营，而可能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因为宝贵的资本被投资到了坏的公司。
第二是必须有好的公司治理，在公司内部能够有一套系统来防止欺诈和丑闻的发生，这正是《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目的所在。
第三是必须有强硬的审计师监督公司的治理者，保证会计科目被正确执行。应该给予审计委员会更大的任命审计师的权力，而且审计委员会必须完全独立于执行董事和管理层，否则将形同虚设。
第四是政府的加强监管，要加重对不轨行为的处罚，让任何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被惩罚的后果将超出自己的承受能力。
“所有的四个部分缺一不可，IASB的作用只是其中之一，不过标准如果错了，就不可能有好的会计报告结果。”大卫泰迪说。
“对于这场国际会计准则改革，中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是否希望成为国际会计俱乐部的一分子？我相信，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中国采用国际标准是值得的。”他认为，虽然中国已经吸引了很多外国投资，但由于很多会计规则与国际标准不匹配，投资者要求的回报中，其实加入了相应的风险升水，这等于增加了中国的资本使用成本。
大卫泰迪对《财经》表示，IASB非常珍视中国的参与。“有一些情况对于IASB是‘谜题’(puzzles)：例如我们没有经常发生公司被国家出售的情况，这涉及到公平价格问题——我们必须研究这一课题。”
另一个引起泰迪极大兴趣的课题是，中国在不同市场上市的公司存在着同股不同价的情况，究竟哪种价格更合理？“我给财政部长的建议是，可以将中国的准则与IASB进行对比，由中国决定是否改变适用准则——如果能够说服我们，IASB也可以改变国际准则。有时你会说中国有特殊情况，但常常当我们讨论后会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特例，而是与已经在法国、德国或美国其他地方发生过的一样。”
中国公司面临的挑战
中国的会计准则尚未有与IASB完全融合的迹象，但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国际会计准则的改变，仍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企业的命运。
安然事件发生后，美国于2004年通过了与IASB颁布的国际会计准则(IAS)兼容的第39款，这将直接影响到即将在海外上市的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
首先，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应该反映在资产负债表内的做法，将会影响到企业和银行的损益资本金、资产负债率、资本充足率和损失拨备；其次，如果资产出售方仍然保留资产的收益应以某种方式完全反映在资产负债表里面，就会影响资产证券化的会计处理方式，交易的经济实质而非形式决定会计处理方式，影响了所有企业的拨备水平和损益表，企业将会发生大量的、非管理性的波动。
此外，银行除了要提供传统的财务信息，还要提供大量的风险管理的信息，比如反映银行的流动性管理、利润风险管理、汇率风险管理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将促使银行重新审视并加强各项风险管理工作，提高风险管理水平。
与之相比，IAS24(关联方披露)的规定更加束缚了中国企业的手脚。该项规定取消了豁免披露不受国家控制的企业间的关联方交易的规定，这对中国大量的国有控股企业都将造成重大影响。一方面，中国国有企业间的交易往往并不具备关联交易特征，另一方面，此披露要求大大增加了搜集相关信息的成本。大卫泰迪承认，亚洲普遍存在不同于欧美企业的大量的关联交易，因此IASB也进行了一定的缓冲安排。首先，开展了一个中小企业的项目，目的是对于在中国和海外上市的公司和不在市场挂牌的公司区别对待，前者要求符合全套会计准则，而后者可免除不必要的要求；其次，制定一套包含主要原则的“精华版”准则体系，与“大而全准则体系”对应，符合条件的企业可选择“精华版”准则，但必须完全公开，这样可减少企业应用和监管成本，提高可行性。
国际会计准则的风云变幻，正在对中国会计业提出更为严峻的考验。大卫泰迪说：“我确信中国需要更多真正了解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师，这关系到许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欧洲与美国在飞机制造和补贴问题上发生争执，会计师就会无处不在，因为必须有人解读那些数字。”
他的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根据统计资料，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的反倾销指控中，因败诉已经损失约96.6亿美元，其中缺少熟悉国际会计准则的会计师，是一个重要原因。
http://finance.sina.com.cn/j/20050629/12021737820.shtml
Huaxia Zhengq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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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审计华夏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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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07月11日 13:42 和讯网－《财经》杂志
一份认为前总裁赵大建应对华夏证券九大问题负主要责任的审计报告，并未成为其旋即出任证监会“会属券商”民族证券掌门人的障碍
□ 本刊记者 李箐/文
7月1日，北京朝阳门内华夏证券公司总部大楼。一位公司员工来到一楼的银行柜员机上取工资，但本该在6月20日发放的工资还没到账。
“财务告诉我，公司的秘密账户又被法院发现了，用来发工资的钱也被冻结了。”这位员工苦着脸告诉记者，“去年以来公司就一直这样不死不活，能用来抵债的都抵债了，公司领导天天躲着债主，大家都在混日子。”
华夏证券总部的一层大堂如今已经变成了中国工商银行的营业厅，“半年前产权就过户给工行了，还债。”其余各楼层也都加了门禁系统，“不怕别的，就怕上门讨债的和查封的。”这位员工说。
华夏证券沦落至此，究竟由谁负责？
自去年6月公司原董事长周济谱、原总裁赵大建被撤换后，华夏证券危机全面曝光。三个月后，华夏证券重组正式启动，鲜为外界所知的是，对周济谱、赵大建二人的专项审计也于当年9月同步展开。
审计组由北京市审计局派出，审计内容是周、赵二人2001年7月到2004年6月任职华夏证券期间的经济责任。
2005年3月4日，星期五，审计报告分别递交北京市政府和中国证监会。仅过了一个周末，3月7日下午，赵大建被任命为民族证券公司党委书记，主持工作。
在被免职九个月后，这位前华夏证券总裁终于复出。
近日，《财经》获得上述审计报告。在长达50余页的报告中，详细展示了华夏证券如何走入亏损泥淖的轨迹。
审计时段所覆盖的2001年至2004年，正是这家老牌券商画下由盛而衰沉重曲线的三年。审计结果表明，时任公司总裁的赵大建要对这段历史负主要责任。
九项主要责任
“也许等到重组完成后，所有问题才会被调查清楚”
此项审计首先对周、赵二人任职期间华夏证券的主要经济指标作了统计。结果显示，与截至2001年12月的数据相比，至2004年6月，公司总资产、利润总额、净利润均呈现幅度惊人的下降，其中总资产下降37.2%，利润总额下降3348.72%，净利润下降6289.6%。
审计报告分析称，造成如此巨幅的下降，除2001年后国内股市持续低迷，华夏证券自营及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均告巨额亏损，是主要原因。
报告指出，周济谱任职董事长期间，对在财务决算中虚增利润掩盖经营亏损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报告同时指出，赵大建任职总裁期间，在以下九个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
2000年后运作重仓股票，包括太极集团(上海交易所代码：600129)、青海明胶(深圳交易所代码：000606)和火箭股份(上海交易所代码：600879)等，亏损巨大；自营证券、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亏损巨大；自营股票为其他公司贷款提供质押反担保，导致资产流失；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违规运作，超过证监会规定的指标，形成风险；挪用客户债券回购融资；自营证券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股票进行倒仓；通过保险公司退保的形式，将退回的保费绕过财务核算直接支付给员工个人，以逃避个人所得税；高成本大额违规融资，违规变相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担保融资；为规避监管，借助所属实体向银行融资。
此外，赵大建的责任还包括——
违规开展B股自营业务；华夏证券上海、重庆分公司开展账外委托业务；重庆分公司利用壳公司进行融资，开展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投资西藏矿业(深圳交易所代码：000762)项目造成巨额亏损；三家营业部违规修改电脑数据，另有部分营业部存在挪券融资回购问题；已收回抵债资产未进行账务处理；任期内华夏证券涉及多起诉讼，潜在损失较大；公司所属实体费用开支混乱；等等(详见资料“华夏证券审计十大问题”)。
华夏证券内部一位人士对《财经》说，审计报告对于华夏证券问题的披露还是有所保留的，“比如对于西藏矿业的调查就很不全面。”这位人士还表示，“北京市也不希望现在就把华夏证券调查个底朝天，也许等到重组完成后，所有问题才会被调查清楚。”
从华夏到民证
据了解，证监会在任命赵大建担任民族证券党委书记后，明确地提议他担任董事长。然而，这一任命最终未能在董事会通过
现年52岁的赵大建在业内名声很大，人脉颇广。
1983年至1994年，赵大建先后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机关团委、党委任职。1994年1月至1999年7月，他担任国泰证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
赵进入华夏证券是在1999年。此前一年，华夏证券刚刚完成“银证脱钩”，原五大发起股东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将所持股份转让北京市政府。至1999年8月，公司原董事长邵淳由于一个投资项目而被调查审计，随后被撤职。当时，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正在重组之际，赵也正准备另栖新枝，于是经证监会推荐调任华夏证券，担任四人临时领导小组组长。
据闻，赵当时曾带多名老部下一齐进入华夏证券，并掌控公司各要害部门，引起四人领导小组其余成员的不满。
2001年，周济谱调任华夏证券董事长，赵大建在担任临时负责人两年之后，仅获公司总裁一职。华夏证券内部对二人的评价是，周雷厉风行，赵温和敦厚。与此同时，华夏员工也都知道，看似性情平和的赵大建，才是华夏证券真正的掌盘人。
华夏证券于2000年起大规模重仓持股，所斥资金既有自有资金，也有委托理财资金，但几年下来几乎都损失惨重，公司内部多知道“赵总炒股亏大了”。此外，公司总部和分公司之间账目不明、管理混乱，赵大建也被认为负有主要责任。
2004年，华夏证券亏损严重，问题丛生日益突出。与此同时，赵大建与周济谱在公司管理上的一些重大分歧也逐渐公开化。当年6月，二人同时被撤换。之后，赵一直赋闲在家，直至今年3月7日复出。
3月7日下午，证监会三家“会管券商”之一的民族证券公司召集中层以上干部开会，证监会党委组织部部长及证监会机构部负责人到场宣布，任命赵大建为民族证券党委书记，主持工作。赵大建当时在会上表态说：“这么快就来公司，我感到很突然。希望大家能和我同心同德，扭转公司目前的不利局面。”
民族证券前身是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中民信)。中民信系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发起组建，1991年11月经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批准设立，面向少数民族地区经营信托投资业务。2000年6月，中民信与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脱钩，交由原中央金融工委直接管理。2002年4月，民族证券在北京正式注册成立，由中民信为主发起人，联合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机场集团、新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和北方财务有限公司出资发起设立，注册资本10.48亿元，第一大股东中民信持股42.82%。
民族证券一度资产状况良好，委托理财规模不大，但近年被曝公司治理存在严重问题。一年多前，民族证券原总裁王祯琦就被免职，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公司董事长郭玺来已办理退休手续。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证券一直由第二大股东东方集团派出的鲁钟男主持工作，鲁担任民族证券副董事长。
与银河证券、科技证券一样，民族证券直属证监会，是三大“会管券商”之一，其主要高管的任命向来由证监会决定。
据了解，证监会在任命赵大建担任民族证券党委书记后，明确地提议他担任董事长。但是据悉，这一任命最终未能在董事会通过。当然，这并不影响他以民族证券掌门人身份对外行事。在4月17日的北京市证券业协会第三届会员大会上，赵大建出任副理事长，被业界视为重出江湖的第一次亮相。然而，民族证券事实上处于董事长、总裁双缺位状态。民族证券内部员工告诉《财经》，赵大建到任后，目前行事较为低调，事实上并未主持全面工作。公司事务仍由原班人马运作。
“他把华夏证券搞成那个样子，还能到这当一把手？”民族证券一名股东这样对《财经》说。
汇金出资与华夏重组
目前设计的重组方案是对所有债权打八折，但这一方案很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执行
与追究华夏证券亏损责任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华夏证券自身的重组。
“华夏的问题不能再拖了，账上只剩下4000多万元了，负债高达60亿元，重组结果应该在两周之内公布。”华夏证券一位前高层说。
据悉，2005年3月，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向国务院递交了一份报告，就华夏证券重组问题作汇报，希望得到相关政策及资金支持。
5月，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就此报告作出批复。批复共有三点：一是由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汇金公司)出资；二要做好华夏证券原股东和债权人的工作；三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批复下发后，相关部门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重组工作。
据华夏证券内部人士介绍，截至2004年6月，华夏证券挪用客户保证金16亿元，委托理财规模为34亿元，而投资股票的市值缩水至7亿元，自营投资累计亏损17.9亿元，另有十亿余元的经营性亏损。华夏证券的亏损额总计约为55亿-60亿元。
分析2004下半年以来市场行情，华夏证券所持股票市值可能进一步缩水。因此，华夏证券目前亏损估计已逾60亿元。
自2004年6月公司高层更迭以来，市场上关于华夏证券重组的版本众多。首轮重组进程启动于2004年9月，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下称信达)最早开始与华夏证券接触，至当年11月，外界甚至传出信达已注资华夏证券的消息。
但与信达的重组谈判并无结果。之后进入实质性重组谈判的，则是于2004年10月后在广发证券股权收购战中宣告落败的中信证券。据闻，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和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曾直接拜访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希望政府能够支持中信集团参与重组华夏证券。
北京市的态度随之转向了中信。
2005年1月7日，北京市专门召集华夏证券重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两个小组，北京市方面的重组领导小组由主管金融的副市长翟鸿祥亲任，中信方面的重组小组由董事长王东明挂帅。
同时，重组方案也在不断推敲修订之中。最初方案，是由中信出资20亿元，其中7亿元用于弥补亏损，13亿元用于补充资本金。华夏证券原注册资本金为27亿元，重组后，老股东权益将打五折，如此中信证券可占51%以上的股份，获得绝对控股地位。另外，向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申请20亿元再贷款。
至2005年春节之前，重组方案再度变化，中信出资额大为减少，只承担5亿元亏损，老股东权益由之前的打五折改为打七折，即由27亿元减少至18.9亿元。倘如此，则中信将在重组后持有华夏证券约20%的股份。同时，中信集团和北京市政府将合力向证券投资者风险补偿基金申请50亿元再贷款，用于解决债务问题。
之后，到今年6月，信达重新进入重组名单。“北京市还是比较倾向于由信达来重组，因为信达并非以证券为主业，这样北京市还能在重组后继续控制华夏证券。”知情人说，“但是中信集团的实力非常雄厚，北京市的态度一直没有确定。最近看来，中信似乎又占了上风。”
而在黄菊副总理批示后，汇金公司将向华夏证券出资。目前，其出资额度尚无定论，有消息称在30亿-40亿元之间。
“汇金的出资等同于再贷款。虽然以前的再贷款都是有去无回，但汇金此次还是希望能够收回再贷款，因此他们希望把钱借给有实力的公司。这是中信证券最近占据上风的最主要原因。”知情人说。
对于之前一直颇为头疼的老股东权益折算问题，最新消息称，这部分权益将低至一折。对于债权问题，目前设计的重组方案是对所有债权打八折，但这一方案很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执行。
“被处置金融机构个人债权的偿还，是按照《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执行的。但华夏证券不同，一旦重组成功就有钱了，不能按照被处置金融机构的办法来处理债权。”中国证监会机构部一位人士说，“现在提出的八折方案是参照南方证券的做法，但南方证券是被行政接管，与华夏证券重组的性质完全不同。”据了解，南方证券被行政接管后，对于机构债权采用的办法就是拖延。一年之后，当清算组提出债权打八折的方案时，债权人欢呼雀跃，清算顺利完成。
时至今日，华夏证券经营几陷停顿，重组仍艰难进行；对华夏证券负有重大责任的赵大建履新民族证券已是四月有余。分析人士认为，赵在被免职九个月后即告复出，在审计报告上报一天后即被安排主政民族证券，似乎表明证监部门对他的看重。但这种“看重”又意味着什么呢？-
资料
华夏证券审计十大问题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2002年12月26日，华夏证券召开监事会创立大会，选举了监事会临时召集人。但此后的2003年、2004年两年均未召开过监事会，也未设立监事长。
2000年后运作的重仓股票亏损较大，风险较高截至2004年6月30日，华夏证券自营证券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总计持有太极集团6087.29万股，占该股票总股本的24.09%，流通股的81.16%；持有青海明胶1325.09万股，占该股票总股本的8.37%，流通股的20.72%；持有火箭股份9487.11万股，占该股票总股本的26.99%，流通股的46.12%。上述三只股票浮动亏损计8.6亿元。
自营证券业务违规违规开展B股自营业务。截至2004年6月30日，委托业务规模为美元719.72万元，港币14619.6万元，库存股票折合人民币合计14928.22万元，浮动亏损折合人民币合计4048.27万元。
自营股票为上市公司贷款提供质押反担保，无协议及相关审批手续，收回后减值1041.39万元，卖出股票亏损5080.45万元。
以他人名义从事自营业务。2004年5月，在下属营业部开立了三个资金账户，以B字头机构户账号名义进行股票自营。
自营证券与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之间证券对敲交易。
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违规截至2004年6月30日，受托投资管理业务累计亏损168872.99万元，持有股票浮动亏损74349.49万元。
受托投资管理业务违规签订保底收益率，自2001年6月至2004年6月30日，签订全权委托的补充协议共计140笔，收益率在3.85%—12%不等，金额698356.04万元。受托资金合同主要审批人为赵大建。
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持股比例超标，风险加大。截至2004年6月30日，受托投资管理业务持有的太极集团和火箭股份均达到总股本的19%以上，超过证监会规定的10%的上限。
挪券回购融资用以归还受托投资管理业务到期债务。截至2004年6月30日，发生无券回购46255万元。
融资业务成本高企为维持资金链，截至2004年6月30日，以委托投资国债、国债托管、融券回购等名义从个人、银行、企事业单位融入资金190笔，余额501114.65万元。
从2002年至2004年6月30日，共计支付融资利息74085万元，融资成本较高，年利率在4.5%——10%之间。
投行业务违规在投行业务中，存在为上市公司报销费用、预留债券承销手续费收入、返还上市公司手续费、支付顾问费等问题。
经纪业务违规截至2004年6月30日，占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为16.06亿元。违规卖空国债、企业债标准券开展融资回购业务，涉及金额68820.31万元。
下属三家营业部违规修改电脑数据。违规以经纪人提成为名异户返佣，少交营业税，共计189个资金账户，返佣2214.7万元。通过资金账户为客户套取现金，累计3557.52万元。
不良资产比例高截至2004年6月30日，华夏证券全系统不良资产余额415976.26万元，是实收资本的1.54倍，占总资产的26%。
投资收益率低截至2004年6月30日，华夏证券全系统长期投资余额41330.37万元，投资收益仅为4747.42万元。
财务核算造假2002年12月，通过将21家上市公司法人股转让给下属公司，虚增本年度利润51542.89万元。2003年9月、12月，分别计提两个应收债权项目的利息和罚息31753.93万元、13276.74万元，虚增2003年利润45030.67万元。
资料来源：《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周济谱同志及原总经理赵大建同志2001年7月至2004年6月任职期间经济责任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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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050711/13421783236.shtml
Friday, July 15, 2005
LexisNexis(TM) Academic - Document
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ly 14, 2005 Thursday
Europe Edition 1
SECTION: COMMENT; Pg. 15
LENGTH: 755 words
HEADLINE: A bail-out will worsen the plight of China's investors MICHAEL PETTIS
BYLINE: By MICHAEL PETTIS
BODY:
China's State Council is considering whether to set up a Dollars 12bn (Euros 9.9bn) stabilisation fund to support the mainland stock markets, which are now 50 per cent lower than their highs in 2001. Although the fund is to be modelled on Hong Kong's 1998 bail-out of its stock market, conditions are too dissimilar for the new fund to succeed. Its only effect will be to set back the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stock markets.
Although some economists argue that all government bail-outs distort the market's long-term ability to Âallocate capital efficiently, interventions can at times be useful and even necessary.
A stable market is one in which investors buy and sell assets based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value, which automatically counteracts random price movements. "Buy low, sell high" is a stabilising investor strategy.
There are times, however, when trading strategies do the opposite. When investors are highly leveraged, rising prices increase the ability of investors to borrow more, and so increase their purchasing power. Not all investors use this purchasing power but some do, and the net effect is that rising prices can lead to further buying, which will cause prices to rise further.
In a declining market, these investors suffer from margin calls as the value of their assets fall. In such cases, they may be unable to meet margin calls and the banks holding their assets are forced to sell part of the position. Falling markets, in this case, unleash selling, which causes markets to decline even further. In extreme cases, excess leverage can create bubbles on the way up and financial collapses on the way down.
Derivative instruments also implicitly involve leverage and so can also create the same destabilising trading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ose who hedge their positions engage in similar self-reinforcing behaviour. Their hedging strategies require them to sell when prices decline and buy when prices rise.
When markets are so heavily leveraged and derivative positions are so high that falling prices and forced Âselling are heavily intertwined, a Âmarket fall can quickly lead to a collapse, in which case it may make sense for financial authorities to intervene. Â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cts as a floor that stops the price decline and allows traders to adjust without more forced selling.
Hong Kong in 1998 was suffering from such a condition. There was a real risk that if new buyers did not quickly emerge to purchase undervalued assets, falling prices could feed on themselves into a market collapse. By creating a buy-out fund as the investor of last resort,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broke the mechanism that forced price declines and, in a short time, after traders and investors finally adjusted to the new price levels, the normal stabilising investor behaviour drove prices back up to more reasonable levels, allowing the government to exit with a handy profit.
These are not the conditions that characterise the mainland markets today. In China, prices have been falling for four years largely because excessive liquidity and weak policies drove markets to unsustainably high levels in the late 1990s. Even after four years of decline, average price-to-earning ratios of around 18 - compared with 15 in Hong Kong and 8 in South Korea - make it hard to argue that mainland markets are seriously undervalued. Furthermo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highly leveraged investors and large derivative positions have trapped investors into self-reinforced selling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need a buyer of last resort. Prices are falling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not justified by the expected profits and high governance risks associated with listed companies.
A buy-out fund would make matters worse.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fund would not be the thousands of efficient and productive companies in China that desperately need a well-functioning capital market to grow. On the contrary,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longer for help. The real beneficiaries would be inefficient and, at times, foolish investors and securities firms that have found themselves caught with overvalued stocks and are desperate to find an even more foolish buyer to take them out.
This is not the ro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nd it will not be profitable for China. The bail-out fund would only postpone the necessary price adjustments and ensure that China, like Japan in the 1990s, will draw out its agony over an even longer period.
The writer is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the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LOAD-DATE: July 14, 2005
July 14, 2005 Thursday
Europe Edition 1
SECTION: COMMENT; Pg. 15
LENGTH: 755 words
HEADLINE: A bail-out will worsen the plight of China's investors MICHAEL PETTIS
BYLINE: By MICHAEL PETTIS
BODY:
China's State Council is considering whether to set up a Dollars 12bn (Euros 9.9bn) stabilisation fund to support the mainland stock markets, which are now 50 per cent lower than their highs in 2001. Although the fund is to be modelled on Hong Kong's 1998 bail-out of its stock market, conditions are too dissimilar for the new fund to succeed. Its only effect will be to set back the development of mainland stock markets.
Although some economists argue that all government bail-outs distort the market's long-term ability to Âallocate capital efficiently, interventions can at times be useful and even necessary.
A stable market is one in which investors buy and sell assets based on their perceptions of value, which automatically counteracts random price movements. "Buy low, sell high" is a stabilising investor strategy.
There are times, however, when trading strategies do the opposite. When investors are highly leveraged, rising prices increase the ability of investors to borrow more, and so increase their purchasing power. Not all investors use this purchasing power but some do, and the net effect is that rising prices can lead to further buying, which will cause prices to rise further.
In a declining market, these investors suffer from margin calls as the value of their assets fall. In such cases, they may be unable to meet margin calls and the banks holding their assets are forced to sell part of the position. Falling markets, in this case, unleash selling, which causes markets to decline even further. In extreme cases, excess leverage can create bubbles on the way up and financial collapses on the way down.
Derivative instruments also implicitly involve leverage and so can also create the same destabilising trading strategies. In addition, those who hedge their positions engage in similar self-reinforcing behaviour. Their hedging strategies require them to sell when prices decline and buy when prices rise.
When markets are so heavily leveraged and derivative positions are so high that falling prices and forced Âselling are heavily intertwined, a Âmarket fall can quickly lead to a collapse, in which case it may make sense for financial authorities to intervene. Â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cts as a floor that stops the price decline and allows traders to adjust without more forced selling.
Hong Kong in 1998 was suffering from such a condition. There was a real risk that if new buyers did not quickly emerge to purchase undervalued assets, falling prices could feed on themselves into a market collapse. By creating a buy-out fund as the investor of last resort,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broke the mechanism that forced price declines and, in a short time, after traders and investors finally adjusted to the new price levels, the normal stabilising investor behaviour drove prices back up to more reasonable levels, allowing the government to exit with a handy profit.
These are not the conditions that characterise the mainland markets today. In China, prices have been falling for four years largely because excessive liquidity and weak policies drove markets to unsustainably high levels in the late 1990s. Even after four years of decline, average price-to-earning ratios of around 18 - compared with 15 in Hong Kong and 8 in South Korea - make it hard to argue that mainland markets are seriously undervalued. Furthermore, there is no evidence that highly leveraged investors and large derivative positions have trapped investors into self-reinforced selling to the point where they need a buyer of last resort. Prices are falling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not justified by the expected profits and high governance risks associated with listed companies.
A buy-out fund would make matters worse. The beneficiaries of the fund would not be the thousands of efficient and productive companies in China that desperately need a well-functioning capital market to grow. On the contrary,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longer for help. The real beneficiaries would be inefficient and, at times, foolish investors and securities firms that have found themselves caught with overvalued stocks and are desperate to find an even more foolish buyer to take them out.
This is not the rol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lay, and it will not be profitable for China. The bail-out fund would only postpone the necessary price adjustments and ensure that China, like Japan in the 1990s, will draw out its agony over an even longer period.
The writer is professor of finance at the Guanghua School of Management, Peki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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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给顾雏军设最后期限 股权变更8月底完成
NEWS.SOHU.COM 2005年07月13日07:06 第一财经日报
知情人士称，证监会给顾雏军的期限是8月底前完成，并已认定他从科龙“抽逃资金”
本报记者 王珍 张国良 方玉书 发自广州
在北京活动了几个月后，顾雏军终于又回到了科龙风暴的中心。
科龙内部一位高层人士昨天向本报记者透露，顾雏军已于10日晚从北京回到了顺德；11日，他重新出现在科龙总部；从现在开始，他将面对如何“拯救科龙”和“体面退出”的现实问题。
顾雏军“抽逃资金”？
12日开始，多次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代理证券民事诉讼案件的上海知名律师严义明通过媒体发起了一场“倒董运动”，公开征集小股东的投票权，提议罢免包括董事长顾雏军在内的所有科龙电器(000921)(相关,行情,个股论坛)现任董事会成员。
与此同时，一个消息在科龙内部流传：科龙的调查结论即将公布。
广东监管部门的有关人士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告诉记者：“会里(中国证监会)稽查局的人员现在还呆在科龙，估计调查结果很快将会公布。”
而据接近顺德区政府的人士透露，11日，中国证监会有关领导来到科龙，并召集2001年之后所有进入科龙董事会的董事开会，其中包括3名已提出辞呈的“天价独董”。自2001年以来科龙历经数次变更，董事会成员如走马灯，前后共有30余人之多。
该人士介绍说，此次会议主要是证监会宣布某些针对科龙的措施、决定以及调查结论，可能需要与科龙2001年以来的董事会成员进行最后沟通。从11日到12日，会议已经开了两天，具体内容目前局外无人知晓。但据说证监会非常重视此次会议，表示如果有董事不到会，“后果自负”。但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关键人物顾雏军并没有出席该会议。
另据知情人士介绍，顾雏军已经被证监会认定为抽逃资金并被勒令还钱，所以“他必须卖掉科龙的股权”。
上述科龙内部高层人士表示：“今天(13日)，顾老板可能会与证监会的人见面。”该人士说，有银行界人士称顾雏军抽逃的资金达7亿~8亿元。“顾老板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不叫占用，也不叫挪用，叫拆借，他正在找律师帮忙，看下一步如何做。”
该高层说，顾雏军仍掌握着科龙的签字权，他原本并不愿意与证监会谈科龙股权转让的事。“但是，如果像对德隆的唐万新这样给他定性，他还有什么资格来谈把科龙卖给谁、卖什么价呢？”“顾雏军是不放(权)不行啊。”
诚通接盘尚未敲定
据科龙某债权银行的人士透露，经过证监会与科龙部分董事11日一整天的沟通，科龙重组的方案已经明确：国资委下属的一个公司将进驻科龙，顾雏军将出让他持有的科龙股权。证监会给顾的期限是，科龙的股权变更要在8月底前完成。而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也会介入此事，以保证重组的顺利实施。
“科龙是有两万名员工，一年有上亿元利润、过百亿元销售额的企业！哪能因为老板个人的问题，让它垮掉！”这位人士说，由于顾雏军抽逃的资金没有用来挥霍，而是基本用来买资产，“把这些资产打折卖掉，也已经能覆盖银行的债务”，“我们这几天一直忙着债权保全的事。”
由于科龙电器股权相当分散，除了第一大股东广东格林科尔外，只有另一股东顺德市经济咨询公司持有公司6.92%的境内法人股，此外十大股东中都是香港H股的结算机构代持股份，顺德市经济咨询公司注册资本仅有10万元。如此看来也就不存在其他股东接手科龙的可能性，科龙的重组必须依靠外界的力量。
“内部已经宣布，科龙被国资委下面的诚通公司收购了。”一位格林柯尔系企业的高管昨天也向记者提到了诚通公司：“它是搞跨国集团物流业务的。”
上述科龙高层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顾雏军开始提出的方案是向诚通出让广东格林柯尔(注：该公司持有科龙电器26.43%的股权及美菱电器(000521)(相关,行情,个股论坛)24%的股权)45%的股权，并且由诚通担保，科龙再向银行借15亿元贷款，但这个方案，明显是没有触及到顾雏军对科龙的控制权，只不过是拉上诚通作为“陪练”而已。
该高层人士说，诚通已派员在科龙呆了一周，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目前它还在与佛山市国资委沟通，想获得支持。“诚通有背景、有资产，接不接(科龙)还没最后定。”
本报记者就接盘科龙一事再次致电中国诚通集团总裁办的苗主任，她表示“没有得到消息”。
员工的叹息
对如何重组科龙的问题，上述接近顺德区政府的人士表示，这并不是证监系统能插手的事，“毕竟科龙属于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当地政府会不会介入，目前还很难说”。至于诚通集团是否会接手科龙，该人士也表示很难预料。
“这对银行、对科龙都是好事。”那位科龙债权银行的人士说，科龙今年4、5月份每个月都能达到10亿元的销售额，本来旺季6、7月份每月达到15亿元的销售额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科龙旺季至少损失掉200万台的产品销量。而且，科龙8亿美元的外销订单已不能如期交货。
据了解，目前科龙的管理人员仍正常上下班，但是科龙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一两个月没有报差旅费了，一些人员已流失到同行的企业中，科龙的高层管理体系正在到处“救火”。
上述科龙内部高层人士感叹说：“这两三年，本来大家以为科龙终于可以‘民营化’了，但是，员工的利益在下降，经销商的热情在减少，当然，科龙的销量一度不断在增加。”
“直至证监会来调查，才知道公司出了事。”这位高层人士说，“当初就不应该将科龙卖给顾雏军，科龙的员工这两三年对顾的领导感到失望，员工的努力白费了。”
“有关部门凭什么现在又让诚通接盘？大家仍不知道科龙未来是什么命运。”这位高层人士建议说，是否能让科龙的股东、员工、经销商、供应商等代表组成联合体，证监会、政府在制订科龙重组方案时，能及时与他们沟通。
不知是否受到重组传闻影响，科龙电器的股价已经连续两天反弹，昨天从开盘价的1.78元/股,上升1.09%，最新价为1.85元/股。
（ 责任编辑：林楠 ）
http://business.sohu.com/20050713/n2262867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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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给顾雏军设最后期限 股权变更8月底完成
NEWS.SOHU.COM 2005年07月13日07:06 第一财经日报
知情人士称，证监会给顾雏军的期限是8月底前完成，并已认定他从科龙“抽逃资金”
本报记者 王珍 张国良 方玉书 发自广州
在北京活动了几个月后，顾雏军终于又回到了科龙风暴的中心。
科龙内部一位高层人士昨天向本报记者透露，顾雏军已于10日晚从北京回到了顺德；11日，他重新出现在科龙总部；从现在开始，他将面对如何“拯救科龙”和“体面退出”的现实问题。
顾雏军“抽逃资金”？
12日开始，多次为上市公司中小股东代理证券民事诉讼案件的上海知名律师严义明通过媒体发起了一场“倒董运动”，公开征集小股东的投票权，提议罢免包括董事长顾雏军在内的所有科龙电器(000921)(相关,行情,个股论坛)现任董事会成员。
与此同时，一个消息在科龙内部流传：科龙的调查结论即将公布。
广东监管部门的有关人士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告诉记者：“会里(中国证监会)稽查局的人员现在还呆在科龙，估计调查结果很快将会公布。”
而据接近顺德区政府的人士透露，11日，中国证监会有关领导来到科龙，并召集2001年之后所有进入科龙董事会的董事开会，其中包括3名已提出辞呈的“天价独董”。自2001年以来科龙历经数次变更，董事会成员如走马灯，前后共有30余人之多。
该人士介绍说，此次会议主要是证监会宣布某些针对科龙的措施、决定以及调查结论，可能需要与科龙2001年以来的董事会成员进行最后沟通。从11日到12日，会议已经开了两天，具体内容目前局外无人知晓。但据说证监会非常重视此次会议，表示如果有董事不到会，“后果自负”。但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关键人物顾雏军并没有出席该会议。
另据知情人士介绍，顾雏军已经被证监会认定为抽逃资金并被勒令还钱，所以“他必须卖掉科龙的股权”。
上述科龙内部高层人士表示：“今天(13日)，顾老板可能会与证监会的人见面。”该人士说，有银行界人士称顾雏军抽逃的资金达7亿~8亿元。“顾老板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这不叫占用，也不叫挪用，叫拆借，他正在找律师帮忙，看下一步如何做。”
该高层说，顾雏军仍掌握着科龙的签字权，他原本并不愿意与证监会谈科龙股权转让的事。“但是，如果像对德隆的唐万新这样给他定性，他还有什么资格来谈把科龙卖给谁、卖什么价呢？”“顾雏军是不放(权)不行啊。”
诚通接盘尚未敲定
据科龙某债权银行的人士透露，经过证监会与科龙部分董事11日一整天的沟通，科龙重组的方案已经明确：国资委下属的一个公司将进驻科龙，顾雏军将出让他持有的科龙股权。证监会给顾的期限是，科龙的股权变更要在8月底前完成。而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也会介入此事，以保证重组的顺利实施。
“科龙是有两万名员工，一年有上亿元利润、过百亿元销售额的企业！哪能因为老板个人的问题，让它垮掉！”这位人士说，由于顾雏军抽逃的资金没有用来挥霍，而是基本用来买资产，“把这些资产打折卖掉，也已经能覆盖银行的债务”，“我们这几天一直忙着债权保全的事。”
由于科龙电器股权相当分散，除了第一大股东广东格林科尔外，只有另一股东顺德市经济咨询公司持有公司6.92%的境内法人股，此外十大股东中都是香港H股的结算机构代持股份，顺德市经济咨询公司注册资本仅有10万元。如此看来也就不存在其他股东接手科龙的可能性，科龙的重组必须依靠外界的力量。
“内部已经宣布，科龙被国资委下面的诚通公司收购了。”一位格林柯尔系企业的高管昨天也向记者提到了诚通公司：“它是搞跨国集团物流业务的。”
上述科龙高层人士告诉本报记者，顾雏军开始提出的方案是向诚通出让广东格林柯尔(注：该公司持有科龙电器26.43%的股权及美菱电器(000521)(相关,行情,个股论坛)24%的股权)45%的股权，并且由诚通担保，科龙再向银行借15亿元贷款，但这个方案，明显是没有触及到顾雏军对科龙的控制权，只不过是拉上诚通作为“陪练”而已。
该高层人士说，诚通已派员在科龙呆了一周，情况了解得差不多了，目前它还在与佛山市国资委沟通，想获得支持。“诚通有背景、有资产，接不接(科龙)还没最后定。”
本报记者就接盘科龙一事再次致电中国诚通集团总裁办的苗主任，她表示“没有得到消息”。
员工的叹息
对如何重组科龙的问题，上述接近顺德区政府的人士表示，这并不是证监系统能插手的事，“毕竟科龙属于民营控股的上市公司，当地政府会不会介入，目前还很难说”。至于诚通集团是否会接手科龙，该人士也表示很难预料。
“这对银行、对科龙都是好事。”那位科龙债权银行的人士说，科龙今年4、5月份每个月都能达到10亿元的销售额，本来旺季6、7月份每月达到15亿元的销售额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科龙旺季至少损失掉200万台的产品销量。而且，科龙8亿美元的外销订单已不能如期交货。
据了解，目前科龙的管理人员仍正常上下班，但是科龙在各地的分公司已经一两个月没有报差旅费了，一些人员已流失到同行的企业中，科龙的高层管理体系正在到处“救火”。
上述科龙内部高层人士感叹说：“这两三年，本来大家以为科龙终于可以‘民营化’了，但是，员工的利益在下降，经销商的热情在减少，当然，科龙的销量一度不断在增加。”
“直至证监会来调查，才知道公司出了事。”这位高层人士说，“当初就不应该将科龙卖给顾雏军，科龙的员工这两三年对顾的领导感到失望，员工的努力白费了。”
“有关部门凭什么现在又让诚通接盘？大家仍不知道科龙未来是什么命运。”这位高层人士建议说，是否能让科龙的股东、员工、经销商、供应商等代表组成联合体，证监会、政府在制订科龙重组方案时，能及时与他们沟通。
不知是否受到重组传闻影响，科龙电器的股价已经连续两天反弹，昨天从开盘价的1.78元/股,上升1.09%，最新价为1.85元/股。
（ 责任编辑：林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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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July 12,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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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xisNexis(TM) Academic - DocumentCopyright 2005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ne 20, 2005 Monday
London Edition 1
SECTION: ASIA-PACIFIC; Pg. 5
LENGTH: 442 words
HEADLINE: Big names join China stock market reform NON-TRADEABLE SHARES:
BYLINE: By GEOFF DYER
DATELINE: SHANGHAI
BODY:
China's stock market regulator said yesterday that 42 companies, including som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and best known corporate names, would take part in the second stage of its planned reform of the shareholder structure of listed companies that is seen as crucial to the future of the stock market.
Baosteel, China's biggest steel company, and oil company Sinochem International are among the companies that will begin unwinding their large holdings of non-tradeable shares and in some cases will float the shares on the stock market.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underlines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o push ahead with the reform plan despite a critical response from investors since it was first unveiled in early May.
The government also said at the weekend it would set limits on the sale of these non-tradeable shares, a statement aimed at easing concerns the market will suffer a flood of new issues.
The reform plan is designed to deal with the fact tha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 equity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is in the form of non-tradeable shares, most of which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 often has little interes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hare price.
Many analysts believe this overhang of unlisted share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in share prices in recent years. The Shanghai market fell 15 per cent last year and is well down again this year.
In early May, the CSRC announced the first four companies in a pilot programme to list their non-tradeable shares and begin selling small tranches.
Of the four, all relatively small, the shareholders in one have rejected the company's offer of compensation in return for having their stakes diluted.
The 42 companie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programme include large state-owned groups such as Yangtze Power and Shanghai Port and Container, as well as some private-sector companies such as Suning Appliance Chains, the home appliance retailer.
In recent weeks the government also unveiled measures to boost the stock market, which some analysts believe has been a reaction to the tepid investor response to its reform plan for unlisted shares.
The central bank has said it will extend loans to two brokerage firms to help them throug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is holding talks with others.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which controls the state's equity holdings, said at the weekend it would engage in the shareholder reform plan, but added that the state would maintain controlling positions in man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ww.ft.com/globaleconomy
LOAD-DATE: June 19, 2005
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ne 20, 2005 Monday
London Edition 1
SECTION: ASIA-PACIFIC; Pg. 5
LENGTH: 442 words
HEADLINE: Big names join China stock market reform NON-TRADEABLE SHARES:
BYLINE: By GEOFF DYER
DATELINE: SHANGHAI
BODY:
China's stock market regulator said yesterday that 42 companies, including some of the country's biggest and best known corporate names, would take part in the second stage of its planned reform of the shareholder structure of listed companies that is seen as crucial to the future of the stock market.
Baosteel, China's biggest steel company, and oil company Sinochem International are among the companies that will begin unwinding their large holdings of non-tradeable shares and in some cases will float the shares on the stock market.
The announcement by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underlines the government's determination to push ahead with the reform plan despite a critical response from investors since it was first unveiled in early May.
The government also said at the weekend it would set limits on the sale of these non-tradeable shares, a statement aimed at easing concerns the market will suffer a flood of new issues.
The reform plan is designed to deal with the fact tha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 equity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is in the form of non-tradeable shares, most of which are in the hands of the state. The result is that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 often has little interes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share price.
Many analysts believe this overhang of unlisted share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in share prices in recent years. The Shanghai market fell 15 per cent last year and is well down again this year.
In early May, the CSRC announced the first four companies in a pilot programme to list their non-tradeable shares and begin selling small tranches.
Of the four, all relatively small, the shareholders in one have rejected the company's offer of compensation in return for having their stakes diluted.
The 42 companie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programme include large state-owned groups such as Yangtze Power and Shanghai Port and Container, as well as some private-sector companies such as Suning Appliance Chains, the home appliance retailer.
In recent weeks the government also unveiled measures to boost the stock market, which some analysts believe has been a reaction to the tepid investor response to its reform plan for unlisted shares.
The central bank has said it will extend loans to two brokerage firms to help them through financial difficulties and is holding talks with others.
The 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which controls the state's equity holdings, said at the weekend it would engage in the shareholder reform plan, but added that the state would maintain controlling positions in many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ww.ft.com/globaleconomy
LOAD-DATE: June 19, 2005
Monday, July 11, 2005
LexisNexis(TM) Academic - Document
LexisNexis(TM) Academic - Document
Copyright 2005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ne 28, 2005 Tuesday
London Edition 1
SECTION: COMPANIES ASIA-PACIFIC; Pg. 32
LENGTH: 404 words
HEADLINE: China to expand scheme to unwind non-tradeable shares
BYLINE: By GEOFF DYER
DATELINE: SHANGHAI
BODY:
China's plan to reform its stock markets is to be widened to include companies list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on the mainland, the head of the market regulator said yesterday.
Shang Fulin, chairman of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said a number of companies with dual mainland-Hong Kong listings were preparing to take part in unwinding the large numbers of listed company shares that cannot be traded.
Speaking at a rare press conference, Mr Shang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determined to push ahead with reforms, which are still at a trial stage. But he add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not sell all its shares.
The CSRC plan is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fact tha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 equity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cannot be traded, and most is in state hands. Many analysts believe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the dismal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ock markets in recent years.
"At the moment, holders of non-tradable shares care little about fluctuations in stock prices," Mr Shang said. "It (the planned reform) is not a panacea, but without it we will not go any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pilot programme under which the non-tradeable shares are listed and then gradually sold in small chunks. Four small companies were in the first group selected for the trial and a list of 42 companies was recently unveiled for the second tranche, including some of China's leading corporations.
Mr Shang said that instead of unveiling a third list of companies, the government would soon announce general rules for all listed companies to begin addressing the issue. "We aim to try and move to a basic solution with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process would take place "gradually".
With some investors afraid of a glut of new shares coming on to the market, Mr Shang emphasis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retain controlling stakes in many companies that take part in the reform. "Making all the shares tradeable does not mean selling all the shares," he said.
According to UBS, 32 Chinese companies have dual listings in Hong Kong and on mainland stock exchanges. Mr Shang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looking closely at this situation and added tha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were already preparing a plan to unwind their non-tradeable shares.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rose strongly yesterday, with the benchmark composite index closing up 2.1 per cent, ahead of Mr Shang's press conference.
LOAD-DATE: June 27, 2005
Copyright 2005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ne 28, 2005 Tuesday
London Edition 1
SECTION: COMPANIES ASIA-PACIFIC; Pg. 32
LENGTH: 404 words
HEADLINE: China to expand scheme to unwind non-tradeable shares
BYLINE: By GEOFF DYER
DATELINE: SHANGHAI
BODY:
China's plan to reform its stock markets is to be widened to include companies list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on the mainland, the head of the market regulator said yesterday.
Shang Fulin, chairman of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said a number of companies with dual mainland-Hong Kong listings were preparing to take part in unwinding the large numbers of listed company shares that cannot be traded.
Speaking at a rare press conference, Mr Shang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determined to push ahead with reforms, which are still at a trial stage. But he add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not sell all its shares.
The CSRC plan is designed to address the fact that around two-thirds of the equity in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cannot be traded, and most is in state hands. Many analysts believe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causes of the dismal performance of China's stock markets in recent years.
"At the moment, holders of non-tradable shares care little about fluctuations in stock prices," Mr Shang said. "It (the planned reform) is not a panacea, but without it we will not go anywhere."
The government has launched a pilot programme under which the non-tradeable shares are listed and then gradually sold in small chunks. Four small companies were in the first group selected for the trial and a list of 42 companies was recently unveiled for the second tranche, including some of China's leading corporations.
Mr Shang said that instead of unveiling a third list of companies, the government would soon announce general rules for all listed companies to begin addressing the issue. "We aim to try and move to a basic solution within a relatively short period," he said, adding that the process would take place "gradually".
With some investors afraid of a glut of new shares coming on to the market, Mr Shang emphasised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retain controlling stakes in many companies that take part in the reform. "Making all the shares tradeable does not mean selling all the shares," he said.
According to UBS, 32 Chinese companies have dual listings in Hong Kong and on mainland stock exchanges. Mr Shang said the government was looking closely at this situation and added that some of those companies were already preparing a plan to unwind their non-tradeable shares.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rose strongly yesterday, with the benchmark composite index closing up 2.1 per cent, ahead of Mr Shang's press conference.
LOAD-DATE: June 27, 2005
LexisNexis(TM) Academic - Document
LexisNexis(TM) Academic - DocumentCopyright 2005 The Financial Times Limited
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ly 4, 2005 Monday
London Edition 2
SECTION: COMPANIES INTERNATIONAL; Pg. 24
LENGTH: 587 words
HEADLINE: China plans stir up shareholder activism: Baosteel is the latest company to feel the pressure amid reforms of the country's struggling stock market struc
BYLINE: By GEOFF DYER
BODY:
China's plan to reform the shareholder structure of its struggling stock markethas provoked anunprecedented campaign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that is forcing the companies involved to revise their plans.
The latest company to feel the pressure is Baosteel, the largest steelmaker in the country, which was forced last week to raise its offer of compensation to shareholders, after an earlier proposal was heavily criticised by investors. Changjiang Power is also facing heavy pressure from investors to increase its offer.
"It is not just shareholder activism, it is a form of economic democracy at play here," says Joe Zhang, co-head of China research at UBS, the investment bank.
The government's reform plan is aimed at unwinding the huge number of shares in listed companies which are non-tradeable, an overhang that analysts have blamed for the prolonged slump in the mainland's stock markets.
Baosteel is one of 46 companies taking part in a trial reform under which they are to list the non-tradeable shares and in some cases gradually sell them down into the market. Baosteel, with about 78 per cent of its shares non-tradeable, has one of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non-tradeable shares among China's largest listed companies.
Most companies have offered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to holders of the tradeable shares in return for the likely dilution of their stakes.
Of the four companies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pilot programme, one had to substantially increase its offer to shareholders, while investors in another group rejected the offer.
A shareholder meeting at Citic Securities, one of the companie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pilot programme, was regularly interrupted by heckling from angry investors and protests about its planned offer of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people at the meeting.
Han Zhiguo, chief of research at Beijing Banghe Caifu, a consultancy, says the protests over compensation plans are the result of the long history of majority investors ignoring the righ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With the even worse compensation plans coming out now,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feel even more helpless," he says. "The market has been beaten black and blue and is full of victims. There is no way these sufferers can be satisfied with the reform."
Mr Zhang at UBS says: "In the past people believed whatever the government said and did not take an interest. But now you have these people who are so angry because they have lost so much money and they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That is fuelling shareholder activism."
Baosteel's offer, which will be voted on at a shareholder meeting in August, is seen as crucial because it will set the tone for many other companies.
Jiang Zuoliang,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t E-Fund Management in Guangzhou, says the reaction to Baosteel's revised offer is unclear. "It is a bit better than the draft one, but I am not sure whether it will pass or not. It is hard to say."
However, Chen Hong,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t Fortis Haito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 Shanghai, says the new offer was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Compared with the draft plan, Baosteel has shown it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accept their opinions."
In a separate development,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nounced that Min'an Securities, a mid-sized brokerage, had become the latest lossmaking company in the industry to be closed down. Official media also reported that Eagle Securities in Shenzhen had been closed by the authorities.
LOAD-DATE: July 3, 2005
Financial Times (London, England)
July 4, 2005 Monday
London Edition 2
SECTION: COMPANIES INTERNATIONAL; Pg. 24
LENGTH: 587 words
HEADLINE: China plans stir up shareholder activism: Baosteel is the latest company to feel the pressure amid reforms of the country's struggling stock market struc
BYLINE: By GEOFF DYER
BODY:
China's plan to reform the shareholder structure of its struggling stock markethas provoked anunprecedented campaign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that is forcing the companies involved to revise their plans.
The latest company to feel the pressure is Baosteel, the largest steelmaker in the country, which was forced last week to raise its offer of compensation to shareholders, after an earlier proposal was heavily criticised by investors. Changjiang Power is also facing heavy pressure from investors to increase its offer.
"It is not just shareholder activism, it is a form of economic democracy at play here," says Joe Zhang, co-head of China research at UBS, the investment bank.
The government's reform plan is aimed at unwinding the huge number of shares in listed companies which are non-tradeable, an overhang that analysts have blamed for the prolonged slump in the mainland's stock markets.
Baosteel is one of 46 companies taking part in a trial reform under which they are to list the non-tradeable shares and in some cases gradually sell them down into the market. Baosteel, with about 78 per cent of its shares non-tradeable, has one of the highest proportions of non-tradeable shares among China's largest listed companies.
Most companies have offered some form of compensation to holders of the tradeable shares in return for the likely dilution of their stakes.
Of the four companies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pilot programme, one had to substantially increase its offer to shareholders, while investors in another group rejected the offer.
A shareholder meeting at Citic Securities, one of the companies in the second round of the pilot programme, was regularly interrupted by heckling from angry investors and protests about its planned offer of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people at the meeting.
Han Zhiguo, chief of research at Beijing Banghe Caifu, a consultancy, says the protests over compensation plans are the result of the long history of majority investors ignoring the righ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With the even worse compensation plans coming out now,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feel even more helpless," he says. "The market has been beaten black and blue and is full of victims. There is no way these sufferers can be satisfied with the reform."
Mr Zhang at UBS says: "In the past people believed whatever the government said and did not take an interest. But now you have these people who are so angry because they have lost so much money and they are really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That is fuelling shareholder activism."
Baosteel's offer, which will be voted on at a shareholder meeting in August, is seen as crucial because it will set the tone for many other companies.
Jiang Zuoliang,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t E-Fund Management in Guangzhou, says the reaction to Baosteel's revised offer is unclear. "It is a bit better than the draft one, but I am not sure whether it will pass or not. It is hard to say."
However, Chen Hong,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at Fortis Haitong Investment Management in Shanghai, says the new offer was a considerable improvement. "Compared with the draft plan, Baosteel has shown its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with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accept their opinions."
In a separate development, the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announced that Min'an Securities, a mid-sized brokerage, had become the latest lossmaking company in the industry to be closed down. Official media also reported that Eagle Securities in Shenzhen had been closed by the authorities.
LOAD-DATE: July 3, 2005
Friday, July 08,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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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中国经济周刊
腹地作战 攻略升级
外资全面介入中国上市公司
★文/蓝雨
2005年 第二十四期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外资股进入上市公司腹地作战的趋势也就此形成，其战术也不断升级。
A股并购大门越开越大
5月10日，华新水泥（600801）公告说，公司第二大股东HOLCHIN B.V.通过大宗交易购买了自己的8761300股B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7%。由此，HOLCHIN B.V.的持股比例为26.11%，比国有资本的第一大股东仅少1.76%。
虽然HOLCHIN B.V.此次0.34美元增持的价格表面上比当初增发的0.2609美元高了，但实际上却是买得更低了。华新水泥1999年的每股收益为0.013元，而2004年的每股收益则高达0.45元，前后的市盈率相差了160倍之多。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华新水泥的股价并没有与公司的创利能力攀升同步。
华新水泥表现出来的这种显著背离，是疲弱数年的沪深股市辜负“经济晴雨表最佳窗口”美誉的直接反映。而这，正在为海外资本平添无穷的并购想象。
台湾金鼎集团大中华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林俊良说，目前QFII在A股市场上表现并不积极，主要原因是A股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经营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如果有更多的外资直接投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则可以全面提升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经营绩效，从而提高整个市场的投资价值。未来几年，QFII最有兴趣的投资目标，将是那些有外资参与兼并与重组的具有中国经济成长代表性的A股上市公司。
显然，外资并购提升A股市场的价值，将在现有上市公司、外资和投资者之间形成多赢的局面。目前，已经有数十亿美元的外资私募资金准备如此运作。
外资触角延伸新热点
家乐福已经与ST昆百大（000560）、津劝业（600821）等几家上市公司合资经营大卖场。然而，商业零售业并非是外资进入上市公司的主战场。在汽车领域，外资已经从不同层面介入了江铃汽车（000550）、轮胎橡胶（600623）、亚星客车（600213）、ST桦林（600182）、福耀玻璃（600660）等汽车产业链条的几乎整个环节；此外，家电更早已是中外资本最为亲密的行业，比如深康佳（000016）、长城电脑（000066）、粤美的（000527）、合肥三洋（600983）等上市公司中都不同程度闪现着外资股东的身影。
相对于这些实业来说，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新热点将更加多地集中在金融服务领域。比如，外资已经介入了深发展A（000001）、浦发银行（600000）、民生银行（600016）等上市公司。尽管结局颇显戏剧性，但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对深发展A的正式控股，表明金融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引入外资股东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正是囿于政策的限制，美国花旗集团对浦发银行的排他性参股投资还离24.9%的持股目标相距甚远。而中国银监会允许美国新桥担当深发展A的第一大股东，不啻是为华夏银行、中信证券、宏源证券等其他金融类上市公司设立了新的引资地标。
由于中国的金融服务领域比一般行业对外资更具吸引力，后续的争夺肯定将前所未有的激烈。而啤酒行业外资巨鳄们在中国市场上的相互轻轧，已经形成了可供想象金融类上市公司被争夺之激烈程度的基础平台。发生在哈尔滨啤酒身上的例子，就足可证明之。为了不让南非国际酿酒集团在中国东北市场上得逞，安海斯－布希国际公司不惜以51亿港元的代价把在香港上市的哈尔滨啤酒收入麾下，并使其就此退市而成为它的私有公司。正是外资寡头们在短期内的含弦急进，令中国十大国产啤酒品牌中仅剩燕京一个还“血统纯正”。
如果算上潜在合作对象的四川长虹，微软已经在沪深股市上有了四个联姻对象。从2004年年初开始，微软的名字就不断与上市公司联系在了一起。据不完全统计，和微软有过合作绯闻的上市公司不在少数，就连中国石化（600028）也曾经榜上有名。最终，创智科技（000787）、浪潮信息（000977）、浪潮软件（600756）等进入了在其它国家从无合资记录的“微软系”大名单。
外资通过沪深股市上市公司进行腹地作战的大戏，正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上演。
外资介入的四大模式
虽然外资介入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具体方式有所差异，但主要呈现四种模式：外资直接控制上市公司，外资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向外资发行定向可转换债券收购，外资通过上市公司核心资产进行收购。
外资直接控制上市公司模式。主要有六种可资操作的路径，但截至目前被实践过的办法有五种，分别是发起设立、协议收购股权、二级市场上收购B股和H股、定向增发B股、拍卖股权等，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原则上开放的换股并购方式还待字闺中。
目前含有B股上市公司的外资股，外方大多是在发起成立股份公司时作为发起人介入的；通过协议收购股权方式的只有北旅股份一例，因发觉协议股权转让存在众多可钻的漏洞而被暂停至今；从二级市场上收购B股实现对上市公司直接控制的有耀皮玻璃（600819）等。1999年12月，耀皮玻璃发起人之一的联合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8.35%股份转让给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皮尔金顿由此成为与耀皮玻璃并列的第一大股东。2000年末和2001年中，皮尔金顿分两次在二级市场上买入1110.8万股耀皮玻璃，成为绝对控制耀皮玻璃的第一大股东；向外资定向增发B股方式吃螃蟹者是江铃汽车（000550），上工股份（600843）在江铃汽车尝试9年之后的2004年10月向德国FAG公司增发了B股；通过拍卖方式控制上市公司的外资是佳通集团。2003年7月13日，佳通集团以0.648元的每股最低价拍得*ST桦林44.3%的国有股。外资通过拍卖程序购得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佳通集团突破了不少法律的禁区；而换股并购方式之所以无人问津，主要是政策限制了外商必须以自由兑换货币支付转让价款。
外资间接控股上市公司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主要有四种操作路径。外资企业通过由其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并购上市公司，主要的案例是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对科龙电器（000921）的收购，以及格林柯尔衍生出来的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亚星客车（600213）的收购；外资通过并购上市公司外资控股股东来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惟一的案例是韩国三星康宁对赛格三星（000068）的收购；外资通过并购上市公司国内控股股东来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案例，主要代表有阿尔卡特对绝对控股上海贝岭（600171）的上海贝尔的收购；外资通过与上市公司母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办法来收购上市公司，主要案例是国泰颜料(中国)有限公司对ST农化（000950）的收购。在国泰（中国）颜料有限公司和重庆市化医控股（集团）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化医控股和国泰颜料分别占注册资本的32.89%和67.11%，而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拥有ST农化58.82%股权。
定向增发可转债收购模式。目前，定向增发可转债收购模式只有青岛啤酒（600600）进行了使用。2004年7月2日，青岛啤酒在香港将美国安海斯－布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中的价值28080万港元的第一批债券，转成公司新发行的Ｈ股，占转换前公司总股本的6%，以及第一批债券转换后公司总股本的5.66%。按照双方在2002年10月21日签署的协议，青岛啤酒将分三次向安海斯－布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行总金额1.82亿美元的定向可转换债券，债券将在协议所规定的7年内全部转换成股权。届时，安海斯－布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青岛啤酒的股权比例将从协议签署前的4.5%增加到9.9%，再到20%，并最终达到27%。
定向增发可转债收购模式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首创，既可以使国内上市公司及时获得紧缺的资金与管理资源，又可以避免股本迅速扩张带来的业绩稀释问题。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和《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实施办法》仅适用“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申请在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都缺乏向外资定向发行可转债的规定。显然，青岛啤酒的办法虽好，但却是钻了法律的空子。
收购上市公司核心资产模式，具体操作路径是通过与上市公司组建由外方控股的合资公司来反向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和资产，从而间接实现并购目的。法国米其林通过与轮胎橡胶（600623）组建由其控股的合资公司并反向收购轮胎橡胶核心业务和资产，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收购资产可以实现实质控制，避免收购股权所面临的审批程序，但无法获得壳资源，且核心资产被收购后，易于出现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存在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 (2005年 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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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地作战 攻略升级
外资全面介入中国上市公司
★文/蓝雨
2005年 第二十四期 【字号 大 中 小】【留言】【论坛】【打印】【关闭】
随着国内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放开，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领域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外资股进入上市公司腹地作战的趋势也就此形成，其战术也不断升级。
A股并购大门越开越大
5月10日，华新水泥（600801）公告说，公司第二大股东HOLCHIN B.V.通过大宗交易购买了自己的8761300股B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7%。由此，HOLCHIN B.V.的持股比例为26.11%，比国有资本的第一大股东仅少1.76%。
虽然HOLCHIN B.V.此次0.34美元增持的价格表面上比当初增发的0.2609美元高了，但实际上却是买得更低了。华新水泥1999年的每股收益为0.013元，而2004年的每股收益则高达0.45元，前后的市盈率相差了160倍之多。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华新水泥的股价并没有与公司的创利能力攀升同步。
华新水泥表现出来的这种显著背离，是疲弱数年的沪深股市辜负“经济晴雨表最佳窗口”美誉的直接反映。而这，正在为海外资本平添无穷的并购想象。
台湾金鼎集团大中华投资银行首席执行官林俊良说，目前QFII在A股市场上表现并不积极，主要原因是A股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经营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如果有更多的外资直接投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并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则可以全面提升A股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经营绩效，从而提高整个市场的投资价值。未来几年，QFII最有兴趣的投资目标，将是那些有外资参与兼并与重组的具有中国经济成长代表性的A股上市公司。
显然，外资并购提升A股市场的价值，将在现有上市公司、外资和投资者之间形成多赢的局面。目前，已经有数十亿美元的外资私募资金准备如此运作。
外资触角延伸新热点
家乐福已经与ST昆百大（000560）、津劝业（600821）等几家上市公司合资经营大卖场。然而，商业零售业并非是外资进入上市公司的主战场。在汽车领域，外资已经从不同层面介入了江铃汽车（000550）、轮胎橡胶（600623）、亚星客车（600213）、ST桦林（600182）、福耀玻璃（600660）等汽车产业链条的几乎整个环节；此外，家电更早已是中外资本最为亲密的行业，比如深康佳（000016）、长城电脑（000066）、粤美的（000527）、合肥三洋（600983）等上市公司中都不同程度闪现着外资股东的身影。
相对于这些实业来说，外资并购上市公司的新热点将更加多地集中在金融服务领域。比如，外资已经介入了深发展A（000001）、浦发银行（600000）、民生银行（600016）等上市公司。尽管结局颇显戏剧性，但美国新桥投资集团对深发展A的正式控股，表明金融服务领域的上市公司引入外资股东的过程才刚刚开始。正是囿于政策的限制，美国花旗集团对浦发银行的排他性参股投资还离24.9%的持股目标相距甚远。而中国银监会允许美国新桥担当深发展A的第一大股东，不啻是为华夏银行、中信证券、宏源证券等其他金融类上市公司设立了新的引资地标。
由于中国的金融服务领域比一般行业对外资更具吸引力，后续的争夺肯定将前所未有的激烈。而啤酒行业外资巨鳄们在中国市场上的相互轻轧，已经形成了可供想象金融类上市公司被争夺之激烈程度的基础平台。发生在哈尔滨啤酒身上的例子，就足可证明之。为了不让南非国际酿酒集团在中国东北市场上得逞，安海斯－布希国际公司不惜以51亿港元的代价把在香港上市的哈尔滨啤酒收入麾下，并使其就此退市而成为它的私有公司。正是外资寡头们在短期内的含弦急进，令中国十大国产啤酒品牌中仅剩燕京一个还“血统纯正”。
如果算上潜在合作对象的四川长虹，微软已经在沪深股市上有了四个联姻对象。从2004年年初开始，微软的名字就不断与上市公司联系在了一起。据不完全统计，和微软有过合作绯闻的上市公司不在少数，就连中国石化（600028）也曾经榜上有名。最终，创智科技（000787）、浪潮信息（000977）、浪潮软件（600756）等进入了在其它国家从无合资记录的“微软系”大名单。
外资通过沪深股市上市公司进行腹地作战的大戏，正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上演。
外资介入的四大模式
虽然外资介入沪深股市上市公司的具体方式有所差异，但主要呈现四种模式：外资直接控制上市公司，外资间接控股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向外资发行定向可转换债券收购，外资通过上市公司核心资产进行收购。
外资直接控制上市公司模式。主要有六种可资操作的路径，但截至目前被实践过的办法有五种，分别是发起设立、协议收购股权、二级市场上收购B股和H股、定向增发B股、拍卖股权等，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原则上开放的换股并购方式还待字闺中。
目前含有B股上市公司的外资股，外方大多是在发起成立股份公司时作为发起人介入的；通过协议收购股权方式的只有北旅股份一例，因发觉协议股权转让存在众多可钻的漏洞而被暂停至今；从二级市场上收购B股实现对上市公司直接控制的有耀皮玻璃（600819）等。1999年12月，耀皮玻璃发起人之一的联合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8.35%股份转让给皮尔金顿国际控股公司，皮尔金顿由此成为与耀皮玻璃并列的第一大股东。2000年末和2001年中，皮尔金顿分两次在二级市场上买入1110.8万股耀皮玻璃，成为绝对控制耀皮玻璃的第一大股东；向外资定向增发B股方式吃螃蟹者是江铃汽车（000550），上工股份（600843）在江铃汽车尝试9年之后的2004年10月向德国FAG公司增发了B股；通过拍卖方式控制上市公司的外资是佳通集团。2003年7月13日，佳通集团以0.648元的每股最低价拍得*ST桦林44.3%的国有股。外资通过拍卖程序购得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佳通集团突破了不少法律的禁区；而换股并购方式之所以无人问津，主要是政策限制了外商必须以自由兑换货币支付转让价款。
外资间接控股上市公司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主要有四种操作路径。外资企业通过由其控股的外商投资企业并购上市公司，主要的案例是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对科龙电器（000921）的收购，以及格林柯尔衍生出来的扬州格林柯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亚星客车（600213）的收购；外资通过并购上市公司外资控股股东来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惟一的案例是韩国三星康宁对赛格三星（000068）的收购；外资通过并购上市公司国内控股股东来间接控制上市公司案例，主要代表有阿尔卡特对绝对控股上海贝岭（600171）的上海贝尔的收购；外资通过与上市公司母公司成立合资公司办法来收购上市公司，主要案例是国泰颜料(中国)有限公司对ST农化（000950）的收购。在国泰（中国）颜料有限公司和重庆市化医控股（集团）公司组建的合资公司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化医控股和国泰颜料分别占注册资本的32.89%和67.11%，而重庆农药化工（集团）拥有ST农化58.82%股权。
定向增发可转债收购模式。目前，定向增发可转债收购模式只有青岛啤酒（600600）进行了使用。2004年7月2日，青岛啤酒在香港将美国安海斯－布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中的价值28080万港元的第一批债券，转成公司新发行的Ｈ股，占转换前公司总股本的6%，以及第一批债券转换后公司总股本的5.66%。按照双方在2002年10月21日签署的协议，青岛啤酒将分三次向安海斯－布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发行总金额1.82亿美元的定向可转换债券，债券将在协议所规定的7年内全部转换成股权。届时，安海斯－布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在青岛啤酒的股权比例将从协议签署前的4.5%增加到9.9%，再到20%，并最终达到27%。
定向增发可转债收购模式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首创，既可以使国内上市公司及时获得紧缺的资金与管理资源，又可以避免股本迅速扩张带来的业绩稀释问题。然而，《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和《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实施办法》仅适用“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申请在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认购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都缺乏向外资定向发行可转债的规定。显然，青岛啤酒的办法虽好，但却是钻了法律的空子。
收购上市公司核心资产模式，具体操作路径是通过与上市公司组建由外方控股的合资公司来反向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和资产，从而间接实现并购目的。法国米其林通过与轮胎橡胶（600623）组建由其控股的合资公司并反向收购轮胎橡胶核心业务和资产，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收购资产可以实现实质控制，避免收购股权所面临的审批程序，但无法获得壳资源，且核心资产被收购后，易于出现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存在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 (2005年 第二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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